壹：藩籬
在學科中總存在清楚界定的邊界，在這樣的學術氣候中，跨越疆界的人將陷入險境；界限的模稜兩可，已瑪麗．道格拉斯的話來說，是一種形式的污染；許多跨學科的研究工作因而被視為是一種令人憎惡的事。
維克多．特納《在叢林的邊緣》
記憶中，學校多半是小時候所讀的小學那個樣子：有個大門，門口有座銅像，大門通位於校舍的中央穿透至操場，操場正前方有個單調而冷竣的司令台，兩旁有教室 或活動中心之類的建物，後邊則是一道圍籬。圍牆、門禁、背對著的建築物，層層地與社區隔絕。這僅只是學校外貌上的設計如此，至於教育內容與社區之間的落差 更不用說了。因為事實上，那時（雖然現在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的教育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背離家鄉的過程（就如它的建築型式所象徵的那樣）。
而現在呢？家鄉鄰近的學校形式大都已徹底地變樣，小學母校的的煥然一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明顯的改變是門與籬笆全不見了，因為校前方有條小河，所以稱 得上是校門的只是一座設計細巧的橋與小而精緻的校名招牌，因而也沒有所謂的「門禁」。人們從外頭的街上就可以看見公園般造景的校園與集合場，也可全然窺見 師生活動的情景。整個校舍由原來的「ㄩ」字形（加上上頭的圍籬，形成一個「口」字）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成為開放式的「ㄇ」字形，「ㄇ」的雙臂所懷抱的 則是整個的社區。這樣的改變意味著什麼？我無意揣測設計的原意為何，只感覺這樣的型式和社區是貼近的、一體的，或至少是向社區開放的。這種空間型式所撼動 我的並不只是學校外在藩籬的新視野，更讓我進而思索學校的內在形式，或是說所謂知識的疆界問題。
知識的疆界其實只是社會中種種人為藩籬的一個面向而已，我們身體的疆界就是社會藩籬的根源隱喻。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舉寇爾格斯人（Coorgs）的觀念來譬喻人們對身體邊界的恐懼。他們視身體如同一個被圍攻的城，每個邊緣與出入口都被奸細與賣國賊等 仔細監視與覬覦著。任何從身體流出來的東西就不被允許再進入，因為最危險的污染就是流出的東西再進入體內。
寇爾格斯人是一個孤立的社群，和世界只是偶有或可控制下的接觸。他們對身體出入口的不安，表現出他們在大社會中的少數地位的恐懼。因此，在領土邊境上所受 的侵犯威脅，可以相當反映在他們對身體完整與潔淨的關注上。也就是說，對於身體疆界的焦慮充分表達了他們對於群體存亡的恐懼。
以瑪麗‧道格拉斯的語言來說，每個社會總會築出許多必須被尊重且嚴守分際的藩籬，「污染」的概念即在於維護這樣的界線。在這裡，「污染」的意義是社會性 的，指的是「維護所珍視的原則和範疇以不讓他們發生矛盾的一種反應」。因此，無法被傳統分類標準加以歸類，或處於界限之間的曖昧不明，往往都被視為是對純 淨社會的「污染」，並會遭受群體的雙重非難：因為這種神聖藩籬的跨越，不但侵犯了集體的道德情感，同時也危及了人們的安身立命之道（想想我們社會中侵犯婚 姻界限的「狐狸精」污名與所受的非難）。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知識或學校的外在與內在疆界，所謂門禁與專業資格即在於保護自己的領域不受侵犯與威脅。它所反映的是人們對於自身領域或地位的恐懼與不 安。因而，學校會出現森嚴的門禁與藩籬，學科內會有層層的審查制度，以嚴防外人隨意進進出出，而危及到安身立命於既有領域的人們。於是，不受規範且無視於 學校藩籬的逾越者（如在宵禁的校園中半夜爬圍牆），或在學科中不安其位，「染指」其他專業領域的人，往往都被視為是不安分的危險分子，因為他們非此也非 彼，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他們是介於所有結構分類中可識別的界線之間的「模稜兩可」（betwixt and between）；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同時都挑戰了社會既有的疆界。
在學科中總存在清楚界定的邊界，在這樣的學術氣候中，跨越疆界的人將陷入險境；界限的模稜兩可，已瑪麗．道格拉斯的話來說，是一種形式的污染；許多跨學科的研究工作因而被視為是一種令人憎惡的事。
維克多．特納《在叢林的邊緣》
記憶中，學校多半是小時候所讀的小學那個樣子：有個大門，門口有座銅像，大門通位於校舍的中央穿透至操場，操場正前方有個單調而冷竣的司令台，兩旁有教室 或活動中心之類的建物，後邊則是一道圍籬。圍牆、門禁、背對著的建築物，層層地與社區隔絕。這僅只是學校外貌上的設計如此，至於教育內容與社區之間的落差 更不用說了。因為事實上，那時（雖然現在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的教育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背離家鄉的過程（就如它的建築型式所象徵的那樣）。
而現在呢？家鄉鄰近的學校形式大都已徹底地變樣，小學母校的的煥然一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明顯的改變是門與籬笆全不見了，因為校前方有條小河，所以稱 得上是校門的只是一座設計細巧的橋與小而精緻的校名招牌，因而也沒有所謂的「門禁」。人們從外頭的街上就可以看見公園般造景的校園與集合場，也可全然窺見 師生活動的情景。整個校舍由原來的「ㄩ」字形（加上上頭的圍籬，形成一個「口」字）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成為開放式的「ㄇ」字形，「ㄇ」的雙臂所懷抱的 則是整個的社區。這樣的改變意味著什麼？我無意揣測設計的原意為何，只感覺這樣的型式和社區是貼近的、一體的，或至少是向社區開放的。這種空間型式所撼動 我的並不只是學校外在藩籬的新視野，更讓我進而思索學校的內在形式，或是說所謂知識的疆界問題。
知識的疆界其實只是社會中種種人為藩籬的一個面向而已，我們身體的疆界就是社會藩籬的根源隱喻。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舉寇爾格斯人（Coorgs）的觀念來譬喻人們對身體邊界的恐懼。他們視身體如同一個被圍攻的城，每個邊緣與出入口都被奸細與賣國賊等 仔細監視與覬覦著。任何從身體流出來的東西就不被允許再進入，因為最危險的污染就是流出的東西再進入體內。
寇爾格斯人是一個孤立的社群，和世界只是偶有或可控制下的接觸。他們對身體出入口的不安，表現出他們在大社會中的少數地位的恐懼。因此，在領土邊境上所受 的侵犯威脅，可以相當反映在他們對身體完整與潔淨的關注上。也就是說，對於身體疆界的焦慮充分表達了他們對於群體存亡的恐懼。
以瑪麗‧道格拉斯的語言來說，每個社會總會築出許多必須被尊重且嚴守分際的藩籬，「污染」的概念即在於維護這樣的界線。在這裡，「污染」的意義是社會性 的，指的是「維護所珍視的原則和範疇以不讓他們發生矛盾的一種反應」。因此，無法被傳統分類標準加以歸類，或處於界限之間的曖昧不明，往往都被視為是對純 淨社會的「污染」，並會遭受群體的雙重非難：因為這種神聖藩籬的跨越，不但侵犯了集體的道德情感，同時也危及了人們的安身立命之道（想想我們社會中侵犯婚 姻界限的「狐狸精」污名與所受的非難）。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知識或學校的外在與內在疆界，所謂門禁與專業資格即在於保護自己的領域不受侵犯與威脅。它所反映的是人們對於自身領域或地位的恐懼與不 安。因而，學校會出現森嚴的門禁與藩籬，學科內會有層層的審查制度，以嚴防外人隨意進進出出，而危及到安身立命於既有領域的人們。於是，不受規範且無視於 學校藩籬的逾越者（如在宵禁的校園中半夜爬圍牆），或在學科中不安其位，「染指」其他專業領域的人，往往都被視為是不安分的危險分子，因為他們非此也非 彼，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他們是介於所有結構分類中可識別的界線之間的「模稜兩可」（betwixt and between）；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同時都挑戰了社會既有的疆界。
貳：邊境
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工作當成為稻梁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
——薩依德《知識份子論》
在社會科學界中，我們隨手抓一本專著，常會發現書中充斥著某種晦澀浮誇且咬文嚼字的文體，即所謂的學科行話。這樣的行話可以說是既有學術領域邊境上的駐 軍，為的是防止不熟諳對談語言或質疑論點背後假設的外人入侵。在許多學術圈中，一個人如果嘗試以一般人都能懂的方式寫作，很容易被貶成「只是一個文人」， 或「只是一個記者」罷了（知識分子往往自視比文人記者「高級」）。如此的學術處境於是造就了巧飾的詞彙以及繁複的說寫風格。一如米爾斯（Mills, C. Wright）所指出，這樣的風格已經成為一種慣例，與題材或思想的複雜性並無多大關連，只不過是為了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罷了。用這種艱澀的方式書寫等於 是告訴讀者：「我所知道的某些東西是艱深無比的，你必須先學會我的艱深語言，才可能理解它們。」
其實，這樣的現象和薩依德（Said, Edward）所描繪的情形有類似的相契。薩依德指出，以往以整個人類為範疇的非學院知識份子似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他們 關在小房間裡，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這些人文筆深奧難懂、不知節制，主要是為了學術的晉升，而不是促成社會的改變。充其量， 他們只是一群課堂內的技術人員。這些人披掛著學術證件和社會權威，卻並未促成辯論，只是建立聲譽和嚇唬外行人。
薩依德認為，現今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成為文學專家也常意味著把歷史、音樂或政治排除在外。在知識界的這種氛圍之下，要成 為所謂的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 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薩依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提到杭士基說過的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杭士基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對他的專業經常 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卻嘗試阻止他發言，理由是他並 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就將他排除於可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
這樣的情境在我們受教的過程中也似曾相似。當我們質疑老師的權威或學校的立場時，當制度的權威者遭受挑戰時，他們首先否定的就是你的態度與語氣，用諸如 「你這是什麼態度！」「怎麼可以這樣和老師說話！」等等詞語指責學生逾越角色規範、逾越那條看不見的界線。於是學生欠缺提意見的立場與正當性，在資格與程 序上就被阻隔，根本就進不了討論的議程中。
在知識領域中，人們總是不斷地在其中分門別類，各據一方，進而在同一領域中分學派、分勢力範圍，並相互為敵。知識場域可說瀰漫著內與外以及不同層次的鬥 爭。以當今社會人類學來說即充滿著虛假的對立，如理論主義與經驗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結構主義與現象學的某個形式之間的對立。其實，這純粹只是知 識份子的嗜好或雅興，真實的世界並不存在這樣的劃分與對立。二元對立的概念或許只出現在語言或其所建構的思想上，真實世界從不會像論述言說搬那樣的涇渭分 明與獨斷。
誠如布迪厄（Bourdieu, Pierre）所說，人們為了減少競爭並且建立對場域內一個特別的小部門的壟斷，總是不斷地設法使自己區別於競爭對手。因此，存在於一個特定的場內，就意 味著存在於差異性中，同時也就意味著必須維護這些差異性。以社會學而言，每一個社會學家都把他們認為最簡便易行的方法作為唯一合法的方法。這樣他們就能禁 止別人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因此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侷限性強加於其他人頭上。換句話說，人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瓜分專業，是為了成為小溪中的大魚而不做 大溪中的小魚。布迪厄痛陳過度的專業化使得任何普遍性的研究形式都被排擠出去：人們似乎已經忘了在自然科學中，直到萊布尼茲，甚至到彭加勒 （Poincare），偉大的科學家都同時是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
參：秩序
……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與小說的模糊與相對的世界兩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構成。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的小說的精神相苟同。
——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
社會世界，如同特納（Victor Turner）所言，是一個形成中的（becoming）、活生生的經驗世界，而不是一個存有的（being）、僵死的靜態世界。因此研究靜止的、形式的、風景畫似的社會結構是沒有意義的。
和概念、認知、文章構成等結構不同的是，人類社會主要是經由時間中的關係而被構成的。社會現象是持續的流動，像潮汐般從未停止或消亡。特定的時間點看社 會現象總是未完成、未知結局（open-ended）、以及未臻完美的。而所謂結構、體系、以及範疇架構則只是一組人們相信的、應該的、或可能的行為概 念，這些靜態的秩序存於行為者的腦中，只有透過鮮活的生命經驗才變得「可見」。而不規則與瞬息萬變的生命之流，則常經由腦中的認知模式而將之簡化成井然有 序的秩序。
生命的難以捉摸與瞬息萬變也許是人們企圖尋求秩序的動機所在。因為人們總難以忍受曖昧性與模稜兩可，而亟欲為捉摸不定的現象提供固定的形貌，並致力於將世 界的意象劃分清楚，強使世界符合此一清晰明確且毫不曖昧的意象。可這樣的努力總是徒然，社會萬象與人類情感的矛盾與模糊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的，生活世界並不 似建構於對立或涇渭分明的知識世界般固滯。不過，這樣的區分與劃定界線的努力也總是會不斷地繼續下去。
這樣劃定界線的努力表現在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上。我們現今看到的國家疆界，或所謂世界地圖，其實是近代才被切割出來的，有些甚至以經緯度等人為的線條暴力 地在土地上做疆界劃分，完全未顧慮自然生態與族群文化的分佈狀況。看慣了這樣的世界地圖，也許世界原本的面貌已經變得模糊而不可見，彷彿現狀才是理所當然 的世界。
學科地圖也是如此，整個領域就像是一塊大餅，被割據、瓜分、佔領、畫圈圈，然後各自在邊界上築起高高的圍牆（就像有些學校建築的圍牆一般，甚至還加上碎玻璃或鐵刺）。於是原來的知識模樣已無法識別了，我們所能見的只是四分五裂、重重防衛的殘破景象。
其實，自然存在的事物本來是個不分明的連續體，但經過人類文化的透鏡所認識的自然事物，則是個根據主觀架構所分割出來的範疇世界。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人們不斷使用概念和語言給予各種事物固定的名稱，也就是對於宇宙萬物不斷加以分類與命名。凡是我們可以辨識並叫得出名字的事物，似乎就表示是我們所能 夠瞭解並加以掌握的事物。
然而，一旦我們碰到一些不能分類的事物時，也就是當人類發現自然或社會存在並不聽其駕馭、無法掌握的時候，我們對於這種「異類」與「異象」即充滿著恐懼與不安。處於分類之外的異類與異象的存在，好像是對於人類的分類秩序故意提出的挑戰和否定。所以不管是自然界或知識界，凡是人們難以分類掌握的事物或現象， 似乎都被視為一種對已身秩序的挑戰，甚至是一種否定。
這種恐懼與不安，一方面是源於無法掌握事物脫離人們理解的秩序而產生的忐忑，另一方面則是對既有利益的維繫，唯恐一旦疆堤潰決，「美好的時光」將難以繼 續。以這樣的觀點來說，既有的分類體系與秩序就成為政治工具的一種形式，而且是隱匿而難以察覺的形式。社會的各種分類與秩序的政治功能在於，它將人為區分 的獨斷性深植於人們的意識裡，使得人為的社會秩序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自然秩序。也就是說，社會的分類與秩序其實只是眾多秩序中的一種可能，但卻經由種種方 式將它塑模成唯一不變的真理，並讓安身立命於其中的人們深信不疑。而所謂的「政治工具」指的是；這樣的秩序維持，它的「酒肉」完全是在權勢者與既得利益者 這邊，弱勢與邊緣群體充其量只能分到一小杯「羹」。
肆：界線
在一百個已經消失的故事中，總有一兩個故事以栩栩如生的方式 存活下來。我對他們十分謹慎，偶爾講講，但不經常，唯恐損壞了。我打撈上一個故事，重又看見它的背景、人物、姿態。突然我停住了，我感覺有損耗，我看見在 感受的脈絡之間出現了一個字詞，我猜它將很快地取代我喜愛的某幾個形象。……
——沙特《嘔吐》
在東方，佛教禪宗對社會與概念的疆界有著深刻的了悟。禪宗把人類的文化情境看成是一個「分別識」的世界，這個「分別識」正是人類思想和語言的起源。當我們一開始運用語言或思想時，就已經在對這個世界做辨識，從事分類。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認為，禪宗的般若直觀可以說是一種未分的連綿，而分別識則相當於智性或邏輯推論。分別識要求每一事物都是輪廓清晰、定義明白，沒有模稜兩可之處，然而般若直觀卻輕輕地跨越這樣的界線。心靈的真面目超越一切二元對立的觀念，因而並不能用相對性的語言來傳達，只能意會、頓悟。禪修的目的即在於打破語言的分別障，而主「言語道斷」。當禪宗告訴人們不思不想時，意思是叫我們超越一切語言概念的二分法，以達到「思總不生」的境界。
所謂「一落言詮，便生分別」，語言在此並不僅僅被視為一種區分與畫定界線，也同時是一種殊異與限制。
當 經驗被語言訴說出時，語言本身的意義就漸漸取代原初的體驗。這就是語言的離異與限制。語言就像是神話中波羅庫斯特的床（Procrustean Bed）一樣，使所有躺於其上的人符合床的尺寸，有點是「削足適履」的意味。削去的是事物與經驗原本的形貌，所適的則是難以含括所有經驗的語言定義。語言像是縮小比例的地圖，它之所以有用是因為濃縮或化約了許多真實景物，因為一比一的地圖總是不可能同時也是沒有用的，這就是它實用的必要與限制。
社會的範疇劃分其實是桎梏人心最有效的方法。對社會範疇的違犯通常被視為是對自然的破壞，社會群體會對違犯者施以集體的懲戒。對違犯者的制裁往往不是因 為他們罪有應得，而是在維護社會集體所珍視的價值與既存的秩序。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不論是部族社會或所謂「文明社會」，人們都根植了自己社會群體的分類，，而看不見其他的真實（reality），人們其實接受比自 己所能感受的還更多的壓力與限制，而且不管是否喜歡它，也都急於保護自己社會體系的隔絕，以免遭受外來的威脅。
一般來說，人們所共同分享的範疇概念越高，表示溝通的範圍越廣，知識與情感可傳達的範圍越大，可以相互理解的意義也越多。然而代價卻是必須同時承受所有社會分類的暗含意義，並將這樣的分類範疇視為永恆的真理與理所當然的自然秩序。社會體系層層強化的壓力使得人們很難去挑戰與質疑它的範疇只是人為的、暫時的疆界，在它的假設中其實有一個被保護的純淨，任何的挑戰與否定都將被視為是一種不敬的冒瀆。
以知識疆界而言，所有的分門別類都傾向去進一步強化它自身的界線。我們進入學術龐大的體系中，在其中生活與學習，因而這種人為的秩序漸漸內化到我們的主觀意識裡，使得這樣的秩序變成理所當然的世界，變成無可質疑的自然秩序。因而，學術界就似乎是我們所見的那個樣子：歷史是歷史，哲學是哲學，經濟是經濟，政治是政治，等等，涇渭分明，各安其份，井水不犯河水。
但瑪麗‧道格拉斯提出一種思考的點，那就是「零」的概念與可能性。「零」其實類似於禪宗的般若直觀，它的意義是無法表達的、無時間、無重量並且無法具象化 的經驗。「零」只有一瞬間，雖然不可能固著下來，但它的思想卻是吸引社會學想像的磁石。這是一種從除魅中所得到的自由，並認識道現實的侷限，而以瞭悟的透 鏡省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分類。另外，零的概念讓我們得以瞭解與欣賞小丑的象徵意義。小丑徘徊於「零」的附近，在意義可毀壞與改變的地方遊蕩，往往能激發我們 打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則，並且消除範疇體系的沈重，展現它暫時與權宜的性質。同時，小丑也可以教我們尊重不被範疇體系桎梏的人：他們嘗試將自己的心歸於 「零」地生活，沒有範疇或壓力將自然與自我分離，這樣的人將會發現，在人與自然之間畫分界線是很荒謬的。
伍：逾越
惠 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 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秋水》
近年來，知識界「文類模糊」的現象，以及各類論述的摻雜，已經使得標示作家或歸類作品文類變得困難。吉爾茲（Geertz, Clifford）認為，這種現象的普遍已經夠我們主張，我們所見的並不只是文化地圖的重畫，而是畫地圖原則的改變，許多東西正衝擊著我們的思考方式。
吉爾茲批評現代的學術走向了一個更狹岝的、更特殊化的文化概念，以取代「最複雜整體」的視野，知識的研究似乎不再是它曾經所具備的特色，不再是宏偉的、以 所有問題為範疇、以及多面向的運用。吉爾茲重新將文化的整體觀置回人類社會研究的重心，提醒學術界不要忘了人類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意義網絡之中，而這個意 義之網是難以切割與劃分的。
這也是米爾斯（Mills, C. Wright）「整體的關照」的觀點所在。米爾斯提醒我們社會學想像力的重要性，方法和技術不應對思想造成侷限，我們要做方法與理論的主人，成為一個自省 的思考者，一個知道自己所作所為中的假設與含義的人。這種想像力正是社會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的分野。他認為，把社會科學的系所化看得太嚴重是很危險的，這種危險在於隨之而來的假設，即認為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社會制度都各自是一個自主的系統。米爾斯指出，要陳述並解決我們時代的任何重大問題，必須從 學科中跨系選擇材料、概念和方法，而非盲從於學院的專業化分界。
薩依德（Said, Edward）則提出「業餘」的概念。所謂的業餘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於以更遠大的視野跨越界線和 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且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業餘的動力來自關切與喜愛，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業化。業餘的知識分 子精神，可以改變僅只服伺專業的例行作法，而讓學問變得鮮活、基進；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將因而不再只是做一些被認為該做的事，而是能問為什麼做這些事，誰從中獲利，以及這些事如何能激發出原創性的思想。
以這樣的觀點來說，社會學或文學藝術等等社會人文學科，都不應僅僅反映既有的現實，或服膺於例行的規訓教條與腐朽的陳腔濫調，而是要站在現實的高處，洞視他人所未見的事物，甚至站在人們所能見到的對立面，衝決既有的疆界，並與僵固的「真理」對抗。
在中國古代思想界中，我們偶會看到少許「站在高處」、並於知識疆界中遊走自如的思想家。如莊子的創作，有意翻改體制、竄寫史實、營構神話及動物寓言等等， 任意遨遊於思想的天地，「扶搖而直上，不知幾萬里也」。這樣的「恣意放肆」即是在衝決一個知識的新疆界。如此不受限於知識疆界的思想家，怎會對劃地自限、 相互為敵的狹小領域內的權位利祿感興趣呢？
哲學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先知與偉大藝術家的話語與作品中看到了一個開放的道德，它呈現出一種創造與革命的生命力量，以對抗封閉道德。封閉道德，在伯格森的定義 中就是既定的、結構的與特殊群體的規範體系。伯格森認為，先知與藝術家往往是模稜兩可與疆界邊緣的人，他們用熱烈的真摯與現制抗爭，將人性從陳腔濫調與既 有疆界中解放出來。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對人類不尋常的發展潛能，在還沒被結構定型之前予以驚鴻一瞥。
一如特納（Turner, Victor）所言，這樣的創造潛能也可說是一種隱喻（metaphor）的力量。科學家與藝術家的思維多半都源出於這樣的意象。隱喻類似於波藍尼 （Polanyi）所稱「靜默的知識」（tacit knowledge）的一種形式，它是無可說的，如同詩一般。詩的隱喻連結多種不同的意象，以促使我們思考，並提供新的視野與觀點。就像聶魯達 （Neruda, Pablo）在〈馬祖匹組高地〉一詩中所寫的：
給我寂靜，水，希望。
給我掙扎，鐵，火山。
讓屍體像磁鐵一樣黏住我。
來到我的血脈和我的嘴。
用我的聲音、我的血說話。
這樣相互跨越與連結的意象是豐富而有力的。詩的力量，隱喻的力量，其實就是一種跨越既有疆界的力量，也同時是革命的力量。
文臺 1998
附錄：疆界與違犯（童話片段）
……
西洋棋的確很有趣！亞斯特爸爸教我們怎麼把棋子放在棋盤上，又教我們如何辨認小卒、主教、騎士、國王和皇后，他們該怎麼走，等等……這些都好簡單。他還教我們該如何消滅對手。
「就好比兩團軍隊互相作戰，」亞斯特的爸爸說，「而你們就是總指揮。」
亞斯特的爸爸拿兩個棋子放在手掌心要我們選，結果我選到白色的，遊戲正式開始。亞斯特的爸爸好好，他陪在一邊，給我們意見，我們走錯的時候還會提醒我們。 亞斯特的媽媽也來了，她看到我們都坐在書桌前玩耍，覺得非常高興。這一局最後，亞斯特爸爸移動了一個小卒，笑著跟我說我輸了。
「好！」亞斯特的爸爸說:「我想你們都已經了解遊戲規則了。尼古拉，這次換你下黑棋，你們倆自己玩吧！」
他和亞斯特的媽媽離開的時候，對她說，其實我們只要一點就通，還問她中午的火鍋真的一點都不剩了嗎？
下黑棋子很討厭，因為亞斯特的手老沾上果醬，弄得棋子黏答答的。
「戰爭開始囉！」亞斯特發號施令:「前進！砰！」
他走了一個棋子，我先下馬，馬是最難走的一個，因為它不是直線前進的，可是我最喜歡它，因為它可以用跳的。
「我們才不怕敵人！」我大叫。
「前進！衝呀！殺過去！」亞斯特回應我的話，嘴裡不斷發出打仗聲，又同時移動好幾個棋子。
「喂！」我說:「你不可以這樣！」
「不服氣，你也來呀！膽小鬼！」亞斯特回答。
我看他八成是受到電視的影響。就是那部星期四我和他到克勞岱家看的片子，裡面有好多騎士機動防衛性的城堡。於是我也開始用雙手推著我這邊的棋子前進，發出大砲和機關槍「達！達！達！」的聲音，和他的棋子相撞，好多都倒了。
「等一下！」亞斯特對我說:「這不對！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機關槍，只有大砲『砰！』或是劍『鏘！鏘！』，誰賴皮，就不玩了。」
他說得有道理，我們又開始繼續下棋。我先走小卒，可是有好多棋子都倒在棋盤上，很難前進，亞斯特就用手指，像玩彈珠一樣，用我的小卒彈倒我的騎士，我就以同樣的方法，用小卒彈倒他的皇后。
「不可以這樣！」亞斯特又說，「小卒只能直走，不能到旁邊去，你這瘋子！」
「贏了！」我大叫:「勇敢的騎士們，勝利在望，現在前進，拿下亞瑟王的頭，砰！砰！」
於是我用手，拿下好多棋子，真過癮！
「等一下！」亞斯特說:「用手指太容易了！試試看彈珠如何？當作大砲『轟！』」
「好呀！」我說:「可是棋盤上已經沒位子了。」
「很簡單，」亞斯特說:「你到房間那頭，我在這頭。我們把棋子藏在床腳邊或椅子、書桌腳下。」
亞斯特去他的衣櫃找彈珠（他的衣櫃就沒有房間整齊），他一把衣櫃打開，好多東西都掉到地毯上。
我一手拿黑棋，一手拿白棋讓亞斯特選，結果他選到白的。彈珠棋子戰於是展開，棋子因為都藏得太好，很難被打到。
「喂！」我說:「用你的玩具火車和小汽車當做坦克車如何？」
亞斯特就到櫃子把它們找出來，上面還放了小兵，啟動坦克，轟轟前進。
「可是，」亞斯特說：「小兵都在坦克車後面，用彈珠永遠也打不到他們。」
「我們可以用轟炸的呀！」我說。於是我們在手上放滿彈珠，當做飛機，從上空作戰。飛到坦克車的上方時，就擲下所有的彈珠，可是這對火車和汽車而言，毫無作 用。亞斯特就去找足球，也給我一個藍色的，這是我們上次去海邊買的。用球踢好過癮了，可是亞斯特用力過猛，球踢到門又彈回來，把書桌上的墨水盒弄翻了。這 下子，可把亞斯特的媽媽給引來了。
亞斯特的媽媽好生氣！她罰亞斯特今晚不准吃點心，也跟我說不早了，該回家去了。我走的時候，還聽到亞斯特爸爸吼叫的聲音。
真可惜，沒辦法繼續玩下去，西洋棋真的很好玩！只要天氣好轉，我們一定要到空地上去玩。因為它根本不適合在室內玩嘛！西洋棋應該是「轟」「碰」「碰」！
——葛西尼《小淘氣尼古拉和他的死黨們》
參考與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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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Kundera, Milan）著，孟湄譯，1993．《小說的藝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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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西尼（Goscinny, Rene），民86年（1997），《小淘氣尼古拉和他的死黨們》，高憲如譯，台中：晨星
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工作當成為稻梁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
——薩依德《知識份子論》
在社會科學界中，我們隨手抓一本專著，常會發現書中充斥著某種晦澀浮誇且咬文嚼字的文體，即所謂的學科行話。這樣的行話可以說是既有學術領域邊境上的駐 軍，為的是防止不熟諳對談語言或質疑論點背後假設的外人入侵。在許多學術圈中，一個人如果嘗試以一般人都能懂的方式寫作，很容易被貶成「只是一個文人」， 或「只是一個記者」罷了（知識分子往往自視比文人記者「高級」）。如此的學術處境於是造就了巧飾的詞彙以及繁複的說寫風格。一如米爾斯（Mills, C. Wright）所指出，這樣的風格已經成為一種慣例，與題材或思想的複雜性並無多大關連，只不過是為了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罷了。用這種艱澀的方式書寫等於 是告訴讀者：「我所知道的某些東西是艱深無比的，你必須先學會我的艱深語言，才可能理解它們。」
其實，這樣的現象和薩依德（Said, Edward）所描繪的情形有類似的相契。薩依德指出，以往以整個人類為範疇的非學院知識份子似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他們 關在小房間裡，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這些人文筆深奧難懂、不知節制，主要是為了學術的晉升，而不是促成社會的改變。充其量， 他們只是一群課堂內的技術人員。這些人披掛著學術證件和社會權威，卻並未促成辯論，只是建立聲譽和嚇唬外行人。
薩依德認為，現今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成為文學專家也常意味著把歷史、音樂或政治排除在外。在知識界的這種氛圍之下，要成 為所謂的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 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薩依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提到杭士基說過的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杭士基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對他的專業經常 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卻嘗試阻止他發言，理由是他並 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就將他排除於可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
這樣的情境在我們受教的過程中也似曾相似。當我們質疑老師的權威或學校的立場時，當制度的權威者遭受挑戰時，他們首先否定的就是你的態度與語氣，用諸如 「你這是什麼態度！」「怎麼可以這樣和老師說話！」等等詞語指責學生逾越角色規範、逾越那條看不見的界線。於是學生欠缺提意見的立場與正當性，在資格與程 序上就被阻隔，根本就進不了討論的議程中。
在知識領域中，人們總是不斷地在其中分門別類，各據一方，進而在同一領域中分學派、分勢力範圍，並相互為敵。知識場域可說瀰漫著內與外以及不同層次的鬥 爭。以當今社會人類學來說即充滿著虛假的對立，如理論主義與經驗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結構主義與現象學的某個形式之間的對立。其實，這純粹只是知 識份子的嗜好或雅興，真實的世界並不存在這樣的劃分與對立。二元對立的概念或許只出現在語言或其所建構的思想上，真實世界從不會像論述言說搬那樣的涇渭分 明與獨斷。
誠如布迪厄（Bourdieu, Pierre）所說，人們為了減少競爭並且建立對場域內一個特別的小部門的壟斷，總是不斷地設法使自己區別於競爭對手。因此，存在於一個特定的場內，就意 味著存在於差異性中，同時也就意味著必須維護這些差異性。以社會學而言，每一個社會學家都把他們認為最簡便易行的方法作為唯一合法的方法。這樣他們就能禁 止別人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因此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侷限性強加於其他人頭上。換句話說，人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瓜分專業，是為了成為小溪中的大魚而不做 大溪中的小魚。布迪厄痛陳過度的專業化使得任何普遍性的研究形式都被排擠出去：人們似乎已經忘了在自然科學中，直到萊布尼茲，甚至到彭加勒 （Poincare），偉大的科學家都同時是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
參：秩序
……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與小說的模糊與相對的世界兩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構成。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的小說的精神相苟同。
——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
社會世界，如同特納（Victor Turner）所言，是一個形成中的（becoming）、活生生的經驗世界，而不是一個存有的（being）、僵死的靜態世界。因此研究靜止的、形式的、風景畫似的社會結構是沒有意義的。
和概念、認知、文章構成等結構不同的是，人類社會主要是經由時間中的關係而被構成的。社會現象是持續的流動，像潮汐般從未停止或消亡。特定的時間點看社 會現象總是未完成、未知結局（open-ended）、以及未臻完美的。而所謂結構、體系、以及範疇架構則只是一組人們相信的、應該的、或可能的行為概 念，這些靜態的秩序存於行為者的腦中，只有透過鮮活的生命經驗才變得「可見」。而不規則與瞬息萬變的生命之流，則常經由腦中的認知模式而將之簡化成井然有 序的秩序。
生命的難以捉摸與瞬息萬變也許是人們企圖尋求秩序的動機所在。因為人們總難以忍受曖昧性與模稜兩可，而亟欲為捉摸不定的現象提供固定的形貌，並致力於將世 界的意象劃分清楚，強使世界符合此一清晰明確且毫不曖昧的意象。可這樣的努力總是徒然，社會萬象與人類情感的矛盾與模糊是無時無刻不存在的，生活世界並不 似建構於對立或涇渭分明的知識世界般固滯。不過，這樣的區分與劃定界線的努力也總是會不斷地繼續下去。
這樣劃定界線的努力表現在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上。我們現今看到的國家疆界，或所謂世界地圖，其實是近代才被切割出來的，有些甚至以經緯度等人為的線條暴力 地在土地上做疆界劃分，完全未顧慮自然生態與族群文化的分佈狀況。看慣了這樣的世界地圖，也許世界原本的面貌已經變得模糊而不可見，彷彿現狀才是理所當然 的世界。
學科地圖也是如此，整個領域就像是一塊大餅，被割據、瓜分、佔領、畫圈圈，然後各自在邊界上築起高高的圍牆（就像有些學校建築的圍牆一般，甚至還加上碎玻璃或鐵刺）。於是原來的知識模樣已無法識別了，我們所能見的只是四分五裂、重重防衛的殘破景象。
其實，自然存在的事物本來是個不分明的連續體，但經過人類文化的透鏡所認識的自然事物，則是個根據主觀架構所分割出來的範疇世界。在人類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人們不斷使用概念和語言給予各種事物固定的名稱，也就是對於宇宙萬物不斷加以分類與命名。凡是我們可以辨識並叫得出名字的事物，似乎就表示是我們所能 夠瞭解並加以掌握的事物。
然而，一旦我們碰到一些不能分類的事物時，也就是當人類發現自然或社會存在並不聽其駕馭、無法掌握的時候，我們對於這種「異類」與「異象」即充滿著恐懼與不安。處於分類之外的異類與異象的存在，好像是對於人類的分類秩序故意提出的挑戰和否定。所以不管是自然界或知識界，凡是人們難以分類掌握的事物或現象， 似乎都被視為一種對已身秩序的挑戰，甚至是一種否定。
這種恐懼與不安，一方面是源於無法掌握事物脫離人們理解的秩序而產生的忐忑，另一方面則是對既有利益的維繫，唯恐一旦疆堤潰決，「美好的時光」將難以繼 續。以這樣的觀點來說，既有的分類體系與秩序就成為政治工具的一種形式，而且是隱匿而難以察覺的形式。社會的各種分類與秩序的政治功能在於，它將人為區分 的獨斷性深植於人們的意識裡，使得人為的社會秩序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自然秩序。也就是說，社會的分類與秩序其實只是眾多秩序中的一種可能，但卻經由種種方 式將它塑模成唯一不變的真理，並讓安身立命於其中的人們深信不疑。而所謂的「政治工具」指的是；這樣的秩序維持，它的「酒肉」完全是在權勢者與既得利益者 這邊，弱勢與邊緣群體充其量只能分到一小杯「羹」。
肆：界線
在一百個已經消失的故事中，總有一兩個故事以栩栩如生的方式 存活下來。我對他們十分謹慎，偶爾講講，但不經常，唯恐損壞了。我打撈上一個故事，重又看見它的背景、人物、姿態。突然我停住了，我感覺有損耗，我看見在 感受的脈絡之間出現了一個字詞，我猜它將很快地取代我喜愛的某幾個形象。……
——沙特《嘔吐》
在東方，佛教禪宗對社會與概念的疆界有著深刻的了悟。禪宗把人類的文化情境看成是一個「分別識」的世界，這個「分別識」正是人類思想和語言的起源。當我們一開始運用語言或思想時，就已經在對這個世界做辨識，從事分類。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認為，禪宗的般若直觀可以說是一種未分的連綿，而分別識則相當於智性或邏輯推論。分別識要求每一事物都是輪廓清晰、定義明白，沒有模稜兩可之處，然而般若直觀卻輕輕地跨越這樣的界線。心靈的真面目超越一切二元對立的觀念，因而並不能用相對性的語言來傳達，只能意會、頓悟。禪修的目的即在於打破語言的分別障，而主「言語道斷」。當禪宗告訴人們不思不想時，意思是叫我們超越一切語言概念的二分法，以達到「思總不生」的境界。
所謂「一落言詮，便生分別」，語言在此並不僅僅被視為一種區分與畫定界線，也同時是一種殊異與限制。
當 經驗被語言訴說出時，語言本身的意義就漸漸取代原初的體驗。這就是語言的離異與限制。語言就像是神話中波羅庫斯特的床（Procrustean Bed）一樣，使所有躺於其上的人符合床的尺寸，有點是「削足適履」的意味。削去的是事物與經驗原本的形貌，所適的則是難以含括所有經驗的語言定義。語言像是縮小比例的地圖，它之所以有用是因為濃縮或化約了許多真實景物，因為一比一的地圖總是不可能同時也是沒有用的，這就是它實用的必要與限制。
社會的範疇劃分其實是桎梏人心最有效的方法。對社會範疇的違犯通常被視為是對自然的破壞，社會群體會對違犯者施以集體的懲戒。對違犯者的制裁往往不是因 為他們罪有應得，而是在維護社會集體所珍視的價值與既存的秩序。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不論是部族社會或所謂「文明社會」，人們都根植了自己社會群體的分類，，而看不見其他的真實（reality），人們其實接受比自 己所能感受的還更多的壓力與限制，而且不管是否喜歡它，也都急於保護自己社會體系的隔絕，以免遭受外來的威脅。
一般來說，人們所共同分享的範疇概念越高，表示溝通的範圍越廣，知識與情感可傳達的範圍越大，可以相互理解的意義也越多。然而代價卻是必須同時承受所有社會分類的暗含意義，並將這樣的分類範疇視為永恆的真理與理所當然的自然秩序。社會體系層層強化的壓力使得人們很難去挑戰與質疑它的範疇只是人為的、暫時的疆界，在它的假設中其實有一個被保護的純淨，任何的挑戰與否定都將被視為是一種不敬的冒瀆。
以知識疆界而言，所有的分門別類都傾向去進一步強化它自身的界線。我們進入學術龐大的體系中，在其中生活與學習，因而這種人為的秩序漸漸內化到我們的主觀意識裡，使得這樣的秩序變成理所當然的世界，變成無可質疑的自然秩序。因而，學術界就似乎是我們所見的那個樣子：歷史是歷史，哲學是哲學，經濟是經濟，政治是政治，等等，涇渭分明，各安其份，井水不犯河水。
但瑪麗‧道格拉斯提出一種思考的點，那就是「零」的概念與可能性。「零」其實類似於禪宗的般若直觀，它的意義是無法表達的、無時間、無重量並且無法具象化 的經驗。「零」只有一瞬間，雖然不可能固著下來，但它的思想卻是吸引社會學想像的磁石。這是一種從除魅中所得到的自由，並認識道現實的侷限，而以瞭悟的透 鏡省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分類。另外，零的概念讓我們得以瞭解與欣賞小丑的象徵意義。小丑徘徊於「零」的附近，在意義可毀壞與改變的地方遊蕩，往往能激發我們 打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則，並且消除範疇體系的沈重，展現它暫時與權宜的性質。同時，小丑也可以教我們尊重不被範疇體系桎梏的人：他們嘗試將自己的心歸於 「零」地生活，沒有範疇或壓力將自然與自我分離，這樣的人將會發現，在人與自然之間畫分界線是很荒謬的。
伍：逾越
惠 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 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秋水》
近年來，知識界「文類模糊」的現象，以及各類論述的摻雜，已經使得標示作家或歸類作品文類變得困難。吉爾茲（Geertz, Clifford）認為，這種現象的普遍已經夠我們主張，我們所見的並不只是文化地圖的重畫，而是畫地圖原則的改變，許多東西正衝擊著我們的思考方式。
吉爾茲批評現代的學術走向了一個更狹岝的、更特殊化的文化概念，以取代「最複雜整體」的視野，知識的研究似乎不再是它曾經所具備的特色，不再是宏偉的、以 所有問題為範疇、以及多面向的運用。吉爾茲重新將文化的整體觀置回人類社會研究的重心，提醒學術界不要忘了人類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意義網絡之中，而這個意 義之網是難以切割與劃分的。
這也是米爾斯（Mills, C. Wright）「整體的關照」的觀點所在。米爾斯提醒我們社會學想像力的重要性，方法和技術不應對思想造成侷限，我們要做方法與理論的主人，成為一個自省 的思考者，一個知道自己所作所為中的假設與含義的人。這種想像力正是社會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的分野。他認為，把社會科學的系所化看得太嚴重是很危險的，這種危險在於隨之而來的假設，即認為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社會制度都各自是一個自主的系統。米爾斯指出，要陳述並解決我們時代的任何重大問題，必須從 學科中跨系選擇材料、概念和方法，而非盲從於學院的專業化分界。
薩依德（Said, Edward）則提出「業餘」的概念。所謂的業餘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於以更遠大的視野跨越界線和 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且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業餘的動力來自關切與喜愛，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業化。業餘的知識分 子精神，可以改變僅只服伺專業的例行作法，而讓學問變得鮮活、基進；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將因而不再只是做一些被認為該做的事，而是能問為什麼做這些事，誰從中獲利，以及這些事如何能激發出原創性的思想。
以這樣的觀點來說，社會學或文學藝術等等社會人文學科，都不應僅僅反映既有的現實，或服膺於例行的規訓教條與腐朽的陳腔濫調，而是要站在現實的高處，洞視他人所未見的事物，甚至站在人們所能見到的對立面，衝決既有的疆界，並與僵固的「真理」對抗。
在中國古代思想界中，我們偶會看到少許「站在高處」、並於知識疆界中遊走自如的思想家。如莊子的創作，有意翻改體制、竄寫史實、營構神話及動物寓言等等， 任意遨遊於思想的天地，「扶搖而直上，不知幾萬里也」。這樣的「恣意放肆」即是在衝決一個知識的新疆界。如此不受限於知識疆界的思想家，怎會對劃地自限、 相互為敵的狹小領域內的權位利祿感興趣呢？
哲學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先知與偉大藝術家的話語與作品中看到了一個開放的道德，它呈現出一種創造與革命的生命力量，以對抗封閉道德。封閉道德，在伯格森的定義 中就是既定的、結構的與特殊群體的規範體系。伯格森認為，先知與藝術家往往是模稜兩可與疆界邊緣的人，他們用熱烈的真摯與現制抗爭，將人性從陳腔濫調與既 有疆界中解放出來。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對人類不尋常的發展潛能，在還沒被結構定型之前予以驚鴻一瞥。
一如特納（Turner, Victor）所言，這樣的創造潛能也可說是一種隱喻（metaphor）的力量。科學家與藝術家的思維多半都源出於這樣的意象。隱喻類似於波藍尼 （Polanyi）所稱「靜默的知識」（tacit knowledge）的一種形式，它是無可說的，如同詩一般。詩的隱喻連結多種不同的意象，以促使我們思考，並提供新的視野與觀點。就像聶魯達 （Neruda, Pablo）在〈馬祖匹組高地〉一詩中所寫的：
給我寂靜，水，希望。
給我掙扎，鐵，火山。
讓屍體像磁鐵一樣黏住我。
來到我的血脈和我的嘴。
用我的聲音、我的血說話。
這樣相互跨越與連結的意象是豐富而有力的。詩的力量，隱喻的力量，其實就是一種跨越既有疆界的力量，也同時是革命的力量。
文臺 1998
附錄：疆界與違犯（童話片段）
……
西洋棋的確很有趣！亞斯特爸爸教我們怎麼把棋子放在棋盤上，又教我們如何辨認小卒、主教、騎士、國王和皇后，他們該怎麼走，等等……這些都好簡單。他還教我們該如何消滅對手。
「就好比兩團軍隊互相作戰，」亞斯特的爸爸說，「而你們就是總指揮。」
亞斯特的爸爸拿兩個棋子放在手掌心要我們選，結果我選到白色的，遊戲正式開始。亞斯特的爸爸好好，他陪在一邊，給我們意見，我們走錯的時候還會提醒我們。 亞斯特的媽媽也來了，她看到我們都坐在書桌前玩耍，覺得非常高興。這一局最後，亞斯特爸爸移動了一個小卒，笑著跟我說我輸了。
「好！」亞斯特的爸爸說:「我想你們都已經了解遊戲規則了。尼古拉，這次換你下黑棋，你們倆自己玩吧！」
他和亞斯特的媽媽離開的時候，對她說，其實我們只要一點就通，還問她中午的火鍋真的一點都不剩了嗎？
下黑棋子很討厭，因為亞斯特的手老沾上果醬，弄得棋子黏答答的。
「戰爭開始囉！」亞斯特發號施令:「前進！砰！」
他走了一個棋子，我先下馬，馬是最難走的一個，因為它不是直線前進的，可是我最喜歡它，因為它可以用跳的。
「我們才不怕敵人！」我大叫。
「前進！衝呀！殺過去！」亞斯特回應我的話，嘴裡不斷發出打仗聲，又同時移動好幾個棋子。
「喂！」我說:「你不可以這樣！」
「不服氣，你也來呀！膽小鬼！」亞斯特回答。
我看他八成是受到電視的影響。就是那部星期四我和他到克勞岱家看的片子，裡面有好多騎士機動防衛性的城堡。於是我也開始用雙手推著我這邊的棋子前進，發出大砲和機關槍「達！達！達！」的聲音，和他的棋子相撞，好多都倒了。
「等一下！」亞斯特對我說:「這不對！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機關槍，只有大砲『砰！』或是劍『鏘！鏘！』，誰賴皮，就不玩了。」
他說得有道理，我們又開始繼續下棋。我先走小卒，可是有好多棋子都倒在棋盤上，很難前進，亞斯特就用手指，像玩彈珠一樣，用我的小卒彈倒我的騎士，我就以同樣的方法，用小卒彈倒他的皇后。
「不可以這樣！」亞斯特又說，「小卒只能直走，不能到旁邊去，你這瘋子！」
「贏了！」我大叫:「勇敢的騎士們，勝利在望，現在前進，拿下亞瑟王的頭，砰！砰！」
於是我用手，拿下好多棋子，真過癮！
「等一下！」亞斯特說:「用手指太容易了！試試看彈珠如何？當作大砲『轟！』」
「好呀！」我說:「可是棋盤上已經沒位子了。」
「很簡單，」亞斯特說:「你到房間那頭，我在這頭。我們把棋子藏在床腳邊或椅子、書桌腳下。」
亞斯特去他的衣櫃找彈珠（他的衣櫃就沒有房間整齊），他一把衣櫃打開，好多東西都掉到地毯上。
我一手拿黑棋，一手拿白棋讓亞斯特選，結果他選到白的。彈珠棋子戰於是展開，棋子因為都藏得太好，很難被打到。
「喂！」我說:「用你的玩具火車和小汽車當做坦克車如何？」
亞斯特就到櫃子把它們找出來，上面還放了小兵，啟動坦克，轟轟前進。
「可是，」亞斯特說：「小兵都在坦克車後面，用彈珠永遠也打不到他們。」
「我們可以用轟炸的呀！」我說。於是我們在手上放滿彈珠，當做飛機，從上空作戰。飛到坦克車的上方時，就擲下所有的彈珠，可是這對火車和汽車而言，毫無作 用。亞斯特就去找足球，也給我一個藍色的，這是我們上次去海邊買的。用球踢好過癮了，可是亞斯特用力過猛，球踢到門又彈回來，把書桌上的墨水盒弄翻了。這 下子，可把亞斯特的媽媽給引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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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西尼《小淘氣尼古拉和他的死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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