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疆界（修改版）

肆：界線

在一百個已經消失的故事中，總有一兩個故事以栩栩如生的方式 存活下來。我對他們十分謹慎，偶爾講講，但不經常，唯恐損壞了。我打撈上一個故事，重又看見它的背景、人物、姿態。突然我停住了，我感覺有損耗，我看見在 感受的脈絡之間出現了一個字詞，我猜它將很快地取代我喜愛的某幾個形象。……
——沙特《嘔吐》

在東方，佛教禪宗對社會與概念的疆界有著深刻的了悟。禪宗把人類的文化情境看成是一個「分別識」的世界，這個「分別識」正是人類思想和語言的起源。當我們一開始運用語言或思想時，就已經在對這個世界做辨識，從事分類。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認為，禪宗的般若直觀可以說是一種未分的連綿，而分別識則相當於智性或邏輯推論。分別識要求每一事物都是輪廓清晰、定義明白，沒有模稜兩可之處，然而般若直觀卻輕輕地跨越這樣的界線。心靈的真面目超越一切二元對立的觀念，因而並不能用相對性的語言來傳達，只能意會、頓悟。禪修的目的即在於打破語言的分別障，而主「言語道斷」。當禪宗告訴人們不思不想時，意思是叫我們超越一切語言概念的二分法，以達到「思總不生」的境界。

所謂「一落言詮，便生分別」，語言在此並不僅僅被視為一種區分與畫定界線，也同時是一種殊異與限制。

當 經驗被語言訴說出時，語言本身的意義就漸漸取代原初的體驗。這就是語言的離異與限制。語言就像是神話中波羅庫斯特的床（Procrustean Bed）一樣，使所有躺於其上的人符合床的尺寸，有點是「削足適履」的意味。削去的是事物與經驗原本的形貌，所適的則是難以含括所有經驗的語言定義。語言像是縮小比例的地圖，它之所以有用是因為濃縮或化約了許多真實景物，因為一比一的地圖總是不可能同時也是沒有用的，這就是它實用的必要與限制。

社會的範疇劃分其實是桎梏人心最有效的方法。對社會範疇的違犯通常被視為是對自然的破壞，社會群體會對違犯者施以集體的懲戒。對違犯者的制裁往往不是因 為他們罪有應得，而是在維護社會集體所珍視的價值與既存的秩序。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指出，不論是部族社會或所謂「文明社會」，人們都根植了自己社會群體的分類，，而看不見其他的真實（reality），人們其實接受比自 己所能感受的還更多的壓力與限制，而且不管是否喜歡它，也都急於保護自己社會體系的隔絕，以免遭受外來的威脅。

一般來說，人們所共同分享的範疇概念越高，表示溝通的範圍越廣，知識與情感可傳達的範圍越大，可以相互理解的意義也越多。然而代價卻是必須同時承受所有社會分類的暗含意義，並將這樣的分類範疇視為永恆的真理與理所當然的自然秩序。社會體系層層強化的壓力使得人們很難去挑戰與質疑它的範疇只是人為的、暫時的疆界，在它的假設中其實有一個被保護的純淨，任何的挑戰與否定都將被視為是一種不敬的冒瀆。

以知識疆界而言，所有的分門別類都傾向去進一步強化它自身的界線。我們進入學術龐大的體系中，在其中生活與學習，因而這種人為的秩序漸漸內化到我們的主觀意識裡，使得這樣的秩序變成理所當然的世界，變成無可質疑的自然秩序。因而，學術界就似乎是我們所見的那個樣子：歷史是歷史，哲學是哲學，經濟是經濟，政治是政治，等等，涇渭分明，各安其份，井水不犯河水。

但瑪麗‧道格拉斯提出一種思考的點，那就是「零」的概念與可能性。「零」其實類似於禪宗的般若直觀，它的意義是無法表達的、無時間、無重量並且無法具象化 的經驗。「零」只有一瞬間，雖然不可能固著下來，但它的思想卻是吸引社會學想像的磁石。這是一種從除魅中所得到的自由，並認識道現實的侷限，而以瞭悟的透 鏡省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分類。另外，零的概念讓我們得以瞭解與欣賞小丑的象徵意義。小丑徘徊於「零」的附近，在意義可毀壞與改變的地方遊蕩，往往能激發我們 打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則，並且消除範疇體系的沈重，展現它暫時與權宜的性質。同時，小丑也可以教我們尊重不被範疇體系桎梏的人：他們嘗試將自己的心歸於 「零」地生活，沒有範疇或壓力將自然與自我分離，這樣的人將會發現，在人與自然之間畫分界線是很荒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