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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藩籬
在學科中總存在清楚界定的邊界，在這樣的學術氣候中，跨越疆界的人將陷入險境；界限的模稜兩可，已瑪麗．道格拉斯的話來說，是一種形式的污染；許多跨學科的研究工作因而被視為是一種令人憎惡的事。
維克多．特納《在叢林的邊緣》
記憶中，學校多半是小時候所讀的小學那個樣子：有個大門，門口有座銅像，大門通位於校舍的中央穿透至操場，操場正前方有個單調而冷竣的司令台，兩旁有教室 或活動中心之類的建物，後邊則是一道圍籬。圍牆、門禁、背對著的建築物，層層地與社區隔絕。這僅只是學校外貌上的設計如此，至於教育內容與社區之間的落差 更不用說了。因為事實上，那時（雖然現在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的教育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背離家鄉的過程（就如它的建築型式所象徵的那樣）。
而現在呢？家鄉鄰近的學校形式大都已徹底地變樣，小學母校的的煥然一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明顯的改變是門與籬笆全不見了，因為校前方有條小河，所以稱 得上是校門的只是一座設計細巧的橋與小而精緻的校名招牌，因而也沒有所謂的「門禁」。人們從外頭的街上就可以看見公園般造景的校園與集合場，也可全然窺見 師生活動的情景。整個校舍由原來的「ㄩ」字形（加上上頭的圍籬，形成一個「口」字）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成為開放式的「ㄇ」字形，「ㄇ」的雙臂所懷抱的 則是整個的社區。這樣的改變意味著什麼？我無意揣測設計的原意為何，只感覺這樣的型式和社區是貼近的、一體的，或至少是向社區開放的。這種空間型式所撼動 我的並不只是學校外在藩籬的新視野，更讓我進而思索學校的內在形式，或是說所謂知識的疆界問題。
知識的疆界其實只是社會中種種人為藩籬的一個面向而已，我們身體的疆界就是社會藩籬的根源隱喻。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舉寇爾格斯人（Coorgs）的觀念來譬喻人們對身體邊界的恐懼。他們視身體如同一個被圍攻的城，每個邊緣與出入口都被奸細與賣國賊等 仔細監視與覬覦著。任何從身體流出來的東西就不被允許再進入，因為最危險的污染就是流出的東西再進入體內。
寇爾格斯人是一個孤立的社群，和世界只是偶有或可控制下的接觸。他們對身體出入口的不安，表現出他們在大社會中的少數地位的恐懼。因此，在領土邊境上所受 的侵犯威脅，可以相當反映在他們對身體完整與潔淨的關注上。也就是說，對於身體疆界的焦慮充分表達了他們對於群體存亡的恐懼。
以瑪麗‧道格拉斯的語言來說，每個社會總會築出許多必須被尊重且嚴守分際的藩籬，「污染」的概念即在於維護這樣的界線。在這裡，「污染」的意義是社會性 的，指的是「維護所珍視的原則和範疇以不讓他們發生矛盾的一種反應」。因此，無法被傳統分類標準加以歸類，或處於界限之間的曖昧不明，往往都被視為是對純 淨社會的「污染」，並會遭受群體的雙重非難：因為這種神聖藩籬的跨越，不但侵犯了集體的道德情感，同時也危及了人們的安身立命之道（想想我們社會中侵犯婚 姻界限的「狐狸精」污名與所受的非難）。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知識或學校的外在與內在疆界，所謂門禁與專業資格即在於保護自己的領域不受侵犯與威脅。它所反映的是人們對於自身領域或地位的恐懼與不 安。因而，學校會出現森嚴的門禁與藩籬，學科內會有層層的審查制度，以嚴防外人隨意進進出出，而危及到安身立命於既有領域的人們。於是，不受規範且無視於 學校藩籬的逾越者（如在宵禁的校園中半夜爬圍牆），或在學科中不安其位，「染指」其他專業領域的人，往往都被視為是不安分的危險分子，因為他們非此也非 彼，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他們是介於所有結構分類中可識別的界線之間的「模稜兩可」（betwixt and between）；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同時都挑戰了社會既有的疆界。
在學科中總存在清楚界定的邊界，在這樣的學術氣候中，跨越疆界的人將陷入險境；界限的模稜兩可，已瑪麗．道格拉斯的話來說，是一種形式的污染；許多跨學科的研究工作因而被視為是一種令人憎惡的事。
維克多．特納《在叢林的邊緣》
記憶中，學校多半是小時候所讀的小學那個樣子：有個大門，門口有座銅像，大門通位於校舍的中央穿透至操場，操場正前方有個單調而冷竣的司令台，兩旁有教室 或活動中心之類的建物，後邊則是一道圍籬。圍牆、門禁、背對著的建築物，層層地與社區隔絕。這僅只是學校外貌上的設計如此，至於教育內容與社區之間的落差 更不用說了。因為事實上，那時（雖然現在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的教育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背離家鄉的過程（就如它的建築型式所象徵的那樣）。
而現在呢？家鄉鄰近的學校形式大都已徹底地變樣，小學母校的的煥然一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明顯的改變是門與籬笆全不見了，因為校前方有條小河，所以稱 得上是校門的只是一座設計細巧的橋與小而精緻的校名招牌，因而也沒有所謂的「門禁」。人們從外頭的街上就可以看見公園般造景的校園與集合場，也可全然窺見 師生活動的情景。整個校舍由原來的「ㄩ」字形（加上上頭的圍籬，形成一個「口」字）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成為開放式的「ㄇ」字形，「ㄇ」的雙臂所懷抱的 則是整個的社區。這樣的改變意味著什麼？我無意揣測設計的原意為何，只感覺這樣的型式和社區是貼近的、一體的，或至少是向社區開放的。這種空間型式所撼動 我的並不只是學校外在藩籬的新視野，更讓我進而思索學校的內在形式，或是說所謂知識的疆界問題。
知識的疆界其實只是社會中種種人為藩籬的一個面向而已，我們身體的疆界就是社會藩籬的根源隱喻。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舉寇爾格斯人（Coorgs）的觀念來譬喻人們對身體邊界的恐懼。他們視身體如同一個被圍攻的城，每個邊緣與出入口都被奸細與賣國賊等 仔細監視與覬覦著。任何從身體流出來的東西就不被允許再進入，因為最危險的污染就是流出的東西再進入體內。
寇爾格斯人是一個孤立的社群，和世界只是偶有或可控制下的接觸。他們對身體出入口的不安，表現出他們在大社會中的少數地位的恐懼。因此，在領土邊境上所受 的侵犯威脅，可以相當反映在他們對身體完整與潔淨的關注上。也就是說，對於身體疆界的焦慮充分表達了他們對於群體存亡的恐懼。
以瑪麗‧道格拉斯的語言來說，每個社會總會築出許多必須被尊重且嚴守分際的藩籬，「污染」的概念即在於維護這樣的界線。在這裡，「污染」的意義是社會性 的，指的是「維護所珍視的原則和範疇以不讓他們發生矛盾的一種反應」。因此，無法被傳統分類標準加以歸類，或處於界限之間的曖昧不明，往往都被視為是對純 淨社會的「污染」，並會遭受群體的雙重非難：因為這種神聖藩籬的跨越，不但侵犯了集體的道德情感，同時也危及了人們的安身立命之道（想想我們社會中侵犯婚 姻界限的「狐狸精」污名與所受的非難）。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知識或學校的外在與內在疆界，所謂門禁與專業資格即在於保護自己的領域不受侵犯與威脅。它所反映的是人們對於自身領域或地位的恐懼與不 安。因而，學校會出現森嚴的門禁與藩籬，學科內會有層層的審查制度，以嚴防外人隨意進進出出，而危及到安身立命於既有領域的人們。於是，不受規範且無視於 學校藩籬的逾越者（如在宵禁的校園中半夜爬圍牆），或在學科中不安其位，「染指」其他專業領域的人，往往都被視為是不安分的危險分子，因為他們非此也非 彼，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他們是介於所有結構分類中可識別的界線之間的「模稜兩可」（betwixt and between）；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同時都挑戰了社會既有的疆界。
貳：邊境
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工作當成為稻梁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
——薩依德《知識份子論》
在社會科學界中，我們隨手抓一本專著，常會發現書中充斥著某種晦澀浮誇且咬文嚼字的文體，即所謂的學科行話。這樣的行話可以說是既有學術領域邊境上的駐 軍，為的是防止不熟諳對談語言或質疑論點背後假設的外人入侵。在許多學術圈中，一個人如果嘗試以一般人都能懂的方式寫作，很容易被貶成「只是一個文人」， 或「只是一個記者」罷了（知識分子往往自視比文人記者「高級」）。如此的學術處境於是造就了巧飾的詞彙以及繁複的說寫風格。一如米爾斯（Mills, C. Wright）所指出，這樣的風格已經成為一種慣例，與題材或思想的複雜性並無多大關連，只不過是為了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罷了。用這種艱澀的方式書寫等於 是告訴讀者：「我所知道的某些東西是艱深無比的，你必須先學會我的艱深語言，才可能理解它們。」
其實，這樣的現象和薩依德（Said, Edward）所描繪的情形有類似的相契。薩依德指出，以往以整個人類為範疇的非學院知識份子似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他們 關在小房間裡，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這些人文筆深奧難懂、不知節制，主要是為了學術的晉升，而不是促成社會的改變。充其量， 他們只是一群課堂內的技術人員。這些人披掛著學術證件和社會權威，卻並未促成辯論，只是建立聲譽和嚇唬外行人。
薩依德認為，現今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成為文學專家也常意味著把歷史、音樂或政治排除在外。在知識界的這種氛圍之下，要成 為所謂的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 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薩依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提到杭士基說過的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杭士基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對他的專業經常 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卻嘗試阻止他發言，理由是他並 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就將他排除於可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
這樣的情境在我們受教的過程中也似曾相似。當我們質疑老師的權威或學校的立場時，當制度的權威者遭受挑戰時，他們首先否定的就是你的態度與語氣，用諸如 「你這是什麼態度！」「怎麼可以這樣和老師說話！」等等詞語指責學生逾越角色規範、逾越那條看不見的界線。於是學生欠缺提意見的立場與正當性，在資格與程 序上就被阻隔，根本就進不了討論的議程中。
在知識領域中，人們總是不斷地在其中分門別類，各據一方，進而在同一領域中分學派、分勢力範圍，並相互為敵。知識場域可說瀰漫著內與外以及不同層次的鬥 爭。以當今社會人類學來說即充滿著虛假的對立，如理論主義與經驗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結構主義與現象學的某個形式之間的對立。其實，這純粹只是知 識份子的嗜好或雅興，真實的世界並不存在這樣的劃分與對立。二元對立的概念或許只出現在語言或其所建構的思想上，真實世界從不會像論述言說搬那樣的涇渭分 明與獨斷。
誠如布迪厄（Bourdieu, Pierre）所說，人們為了減少競爭並且建立對場域內一個特別的小部門的壟斷，總是不斷地設法使自己區別於競爭對手。因此，存在於一個特定的場內，就意 味著存在於差異性中，同時也就意味著必須維護這些差異性。以社會學而言，每一個社會學家都把他們認為最簡便易行的方法作為唯一合法的方法。這樣他們就能禁 止別人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因此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侷限性強加於其他人頭上。換句話說，人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瓜分專業，是為了成為小溪中的大魚而不做 大溪中的小魚。布迪厄痛陳過度的專業化使得任何普遍性的研究形式都被排擠出去：人們似乎已經忘了在自然科學中，直到萊布尼茲，甚至到彭加勒 （Poincare），偉大的科學家都同時是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
我所說的「專業」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工作當成為稻梁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
——薩依德《知識份子論》
在社會科學界中，我們隨手抓一本專著，常會發現書中充斥著某種晦澀浮誇且咬文嚼字的文體，即所謂的學科行話。這樣的行話可以說是既有學術領域邊境上的駐 軍，為的是防止不熟諳對談語言或質疑論點背後假設的外人入侵。在許多學術圈中，一個人如果嘗試以一般人都能懂的方式寫作，很容易被貶成「只是一個文人」， 或「只是一個記者」罷了（知識分子往往自視比文人記者「高級」）。如此的學術處境於是造就了巧飾的詞彙以及繁複的說寫風格。一如米爾斯（Mills, C. Wright）所指出，這樣的風格已經成為一種慣例，與題材或思想的複雜性並無多大關連，只不過是為了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罷了。用這種艱澀的方式書寫等於 是告訴讀者：「我所知道的某些東西是艱深無比的，你必須先學會我的艱深語言，才可能理解它們。」
其實，這樣的現象和薩依德（Said, Edward）所描繪的情形有類似的相契。薩依德指出，以往以整個人類為範疇的非學院知識份子似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他們 關在小房間裡，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這些人文筆深奧難懂、不知節制，主要是為了學術的晉升，而不是促成社會的改變。充其量， 他們只是一群課堂內的技術人員。這些人披掛著學術證件和社會權威，卻並未促成辯論，只是建立聲譽和嚇唬外行人。
薩依德認為，現今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成為文學專家也常意味著把歷史、音樂或政治排除在外。在知識界的這種氛圍之下，要成 為所謂的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 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薩依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提到杭士基說過的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杭士基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對他的專業經常 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卻嘗試阻止他發言，理由是他並 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就將他排除於可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
這樣的情境在我們受教的過程中也似曾相似。當我們質疑老師的權威或學校的立場時，當制度的權威者遭受挑戰時，他們首先否定的就是你的態度與語氣，用諸如 「你這是什麼態度！」「怎麼可以這樣和老師說話！」等等詞語指責學生逾越角色規範、逾越那條看不見的界線。於是學生欠缺提意見的立場與正當性，在資格與程 序上就被阻隔，根本就進不了討論的議程中。
在知識領域中，人們總是不斷地在其中分門別類，各據一方，進而在同一領域中分學派、分勢力範圍，並相互為敵。知識場域可說瀰漫著內與外以及不同層次的鬥 爭。以當今社會人類學來說即充滿著虛假的對立，如理論主義與經驗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結構主義與現象學的某個形式之間的對立。其實，這純粹只是知 識份子的嗜好或雅興，真實的世界並不存在這樣的劃分與對立。二元對立的概念或許只出現在語言或其所建構的思想上，真實世界從不會像論述言說搬那樣的涇渭分 明與獨斷。
誠如布迪厄（Bourdieu, Pierre）所說，人們為了減少競爭並且建立對場域內一個特別的小部門的壟斷，總是不斷地設法使自己區別於競爭對手。因此，存在於一個特定的場內，就意 味著存在於差異性中，同時也就意味著必須維護這些差異性。以社會學而言，每一個社會學家都把他們認為最簡便易行的方法作為唯一合法的方法。這樣他們就能禁 止別人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因此他們就可以把自己的侷限性強加於其他人頭上。換句話說，人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瓜分專業，是為了成為小溪中的大魚而不做 大溪中的小魚。布迪厄痛陳過度的專業化使得任何普遍性的研究形式都被排擠出去：人們似乎已經忘了在自然科學中，直到萊布尼茲，甚至到彭加勒 （Poincare），偉大的科學家都同時是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