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小說或文本來作為後殖民的論述與分析似乎成為一股潮流。許多歐洲殖民時期的小說紛紛被冠以殖民主義共犯結構的幫兇。卡謬的《異鄉人》，以及狄福的《魯濱遜飄流記》等等都在劫難逃。
舉兩個小例子來說，對《魯濱遜飄流記》的一個指控是它「具現英國帝國主義」，而《異鄉人》中「沒有名字的阿拉伯人」則被指為「去除阿拉伯人的歷史」。也許， 小說文本可以用上述方式加以剖析，而且後殖民論述所提出的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與反省也值得我們深思。但在這樣的評析中我卻讀到某些對小說與小說指涉之間的混淆。對我而言，寓言與寓意、小說與小說的指涉之間存在的毋寧是一種不確定的曖昧關係。我們並不能從小說那裡尋找某種定義式的渴藥，小說不會告訴你它的指涉，也不會告訴你任何可以被縮減、撮要、歸根結柢的方便答案。既然如此，所謂小說的指涉或寓意也就模稜而兩可，所以若將批判的重點置於文本內容上，則猶 如對著風車奮戰的吉軻德先生，或是對著濃霧中的草船射箭，有點失去焦距而無法擊中要害。
因此，小說表面上所呈現的文本內容並不必然是它的指涉，而且就算我們在文本中讀到了「具現帝國主義」，或「沒有歷史的阿拉伯人」的涵意，也不必然就表示它是帝國的幫兇，或默認去除阿拉伯人的歷史。小說有 其諷刺性、反諷性、隱喻性以及多義性等等，其「所指」通常並不在文本裡頭，而在於它的未說與朦朧之處。也就是說，小說家挽弓伸臂，一箭射出，批評家如果忙 著在箭矢落地之處畫上一個靶位，然後向讀者宣稱：這部小說表達了什麼什麼以及什麼，符合什麼什麼以及什麼，那麼多半將錯失標的。因為我們必須理解：為一支 落下的箭矢所畫的靶位其實是有無限多的可能性。
也許，把這樣的文本分析作為一種詮釋上的策略，如後殖民論述所欲彰顯的意識覺醒，或是欲與 主流的詮釋相抗衡，則在階段與政治意圖上可能會有它的作用與價值。這就好像在選舉的時候，為了一些戰略上的需要，可以不斷拋出許多不必然的虛幻意義強加於 選民之上，以達成其所意欲的目的。但這些意義只有在情境中有其謀略意義，離開了情境脈絡則一切均煙消雲散。學術界通常錯認自己比這些政治人物清高，然而知 識論述上的你來我往其實不過是同一回事。這現象就彷彿薩米爾欽（E. I. Zamyatin）所說：「我們當中還沒有人越過牆壁出去過。」而這道牆壁就是政治。在今日，文學作品的敵人並不只是從墓穴爬起的「被除了魅的古老神 祗」，還有我們這個時代對「模稜兩可」的疑慮，對「不真實」的憎惡，以及對「非關政治」的否決。後殖民文本分析即在於試圖將朦朧的小說寓意清晰地再現，並 賦予過多的政治符碼，小說於是死於非關自己的戰場上。在此，我們不要忘了昆德拉的話：「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與小說的模糊與相對的世界兩者由完全不 同的方式構成。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小說的精神相苟同。」
當然，以上所述並不表示我天真地以為文 學作品只是純美學上的供品，或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的四處滲透、彌漫。我要強調的是，儘管文本中呈現的是那麼一回事，但它所指涉的，所給予讀者的意義卻不僅僅 只是那麼一回事而已。小說文本的曖昧與模稜兩可使之難以成為一個確切的箭靶，因而，後殖民的評析所該批判的，應是有關文學作品「經典化」背後的政治經濟或 社會權力關係以及「官檢」（censorship）制度，而非文本本身。就如同我們要批判的不該是「寓言」本身，而是官方制式的標準寓意或主流詮釋（《伊 索寓言》裡所謂：The moral is…）。文學作品的文本不應成為受審的供詞，將它強加某種官方詮釋或道德意義才是我們所要批判的。
昆德拉在其所著小說《玩笑》裡即曾諷刺這種「詮釋入人於罪」的情況：小說主角在情境中所寫出的玩笑語，在他所意欲表達的與審判者的詮釋之間，存在著令人哭笑 不得的反諷境況；卡謬的《異鄉人》裡也有著類似的情形：主人翁過去的言行舉止在審判時一一地被詮釋以符合罪行（沒想到如今這本小說遭到同樣命運）。因此， 如果我們以後殖民之眼將文本視為「犯罪証據」般的分析，那可能將錯失目標，並易淪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羅織。
1998／12
舉兩個小例子來說，對《魯濱遜飄流記》的一個指控是它「具現英國帝國主義」，而《異鄉人》中「沒有名字的阿拉伯人」則被指為「去除阿拉伯人的歷史」。也許， 小說文本可以用上述方式加以剖析，而且後殖民論述所提出的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與反省也值得我們深思。但在這樣的評析中我卻讀到某些對小說與小說指涉之間的混淆。對我而言，寓言與寓意、小說與小說的指涉之間存在的毋寧是一種不確定的曖昧關係。我們並不能從小說那裡尋找某種定義式的渴藥，小說不會告訴你它的指涉，也不會告訴你任何可以被縮減、撮要、歸根結柢的方便答案。既然如此，所謂小說的指涉或寓意也就模稜而兩可，所以若將批判的重點置於文本內容上，則猶 如對著風車奮戰的吉軻德先生，或是對著濃霧中的草船射箭，有點失去焦距而無法擊中要害。
因此，小說表面上所呈現的文本內容並不必然是它的指涉，而且就算我們在文本中讀到了「具現帝國主義」，或「沒有歷史的阿拉伯人」的涵意，也不必然就表示它是帝國的幫兇，或默認去除阿拉伯人的歷史。小說有 其諷刺性、反諷性、隱喻性以及多義性等等，其「所指」通常並不在文本裡頭，而在於它的未說與朦朧之處。也就是說，小說家挽弓伸臂，一箭射出，批評家如果忙 著在箭矢落地之處畫上一個靶位，然後向讀者宣稱：這部小說表達了什麼什麼以及什麼，符合什麼什麼以及什麼，那麼多半將錯失標的。因為我們必須理解：為一支 落下的箭矢所畫的靶位其實是有無限多的可能性。
也許，把這樣的文本分析作為一種詮釋上的策略，如後殖民論述所欲彰顯的意識覺醒，或是欲與 主流的詮釋相抗衡，則在階段與政治意圖上可能會有它的作用與價值。這就好像在選舉的時候，為了一些戰略上的需要，可以不斷拋出許多不必然的虛幻意義強加於 選民之上，以達成其所意欲的目的。但這些意義只有在情境中有其謀略意義，離開了情境脈絡則一切均煙消雲散。學術界通常錯認自己比這些政治人物清高，然而知 識論述上的你來我往其實不過是同一回事。這現象就彷彿薩米爾欽（E. I. Zamyatin）所說：「我們當中還沒有人越過牆壁出去過。」而這道牆壁就是政治。在今日，文學作品的敵人並不只是從墓穴爬起的「被除了魅的古老神 祗」，還有我們這個時代對「模稜兩可」的疑慮，對「不真實」的憎惡，以及對「非關政治」的否決。後殖民文本分析即在於試圖將朦朧的小說寓意清晰地再現，並 賦予過多的政治符碼，小說於是死於非關自己的戰場上。在此，我們不要忘了昆德拉的話：「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與小說的模糊與相對的世界兩者由完全不 同的方式構成。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小說的精神相苟同。」
當然，以上所述並不表示我天真地以為文 學作品只是純美學上的供品，或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的四處滲透、彌漫。我要強調的是，儘管文本中呈現的是那麼一回事，但它所指涉的，所給予讀者的意義卻不僅僅 只是那麼一回事而已。小說文本的曖昧與模稜兩可使之難以成為一個確切的箭靶，因而，後殖民的評析所該批判的，應是有關文學作品「經典化」背後的政治經濟或 社會權力關係以及「官檢」（censorship）制度，而非文本本身。就如同我們要批判的不該是「寓言」本身，而是官方制式的標準寓意或主流詮釋（《伊 索寓言》裡所謂：The moral is…）。文學作品的文本不應成為受審的供詞，將它強加某種官方詮釋或道德意義才是我們所要批判的。
昆德拉在其所著小說《玩笑》裡即曾諷刺這種「詮釋入人於罪」的情況：小說主角在情境中所寫出的玩笑語，在他所意欲表達的與審判者的詮釋之間，存在著令人哭笑 不得的反諷境況；卡謬的《異鄉人》裡也有著類似的情形：主人翁過去的言行舉止在審判時一一地被詮釋以符合罪行（沒想到如今這本小說遭到同樣命運）。因此， 如果我們以後殖民之眼將文本視為「犯罪証據」般的分析，那可能將錯失目標，並易淪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羅織。
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