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文學與文化的辯論
如何定義非洲文學？Chinua Achebe提出一個寬廣的視野，他認為非洲文學不能硬是擠於一個小而齊整的定義之中，應是所有非洲國家（national）文學與民族（ethnic） 文學的總合。他指出，談非洲文學的人經常排除北非，因其和黑人非洲分屬不同的傳統。但許多非洲國家的文學都已經或將要以英文書寫，而這是非洲實際上的現 況。非洲殖民主義雖然紛亂了許多東西，但卻使原本散亂的族群成為一個大的政治聯合體，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殖民力量產生的語言現今仍然保留著作為相互溝通 之用，且難以磨滅。所以用英、法語寫作的作家並不能冠以不愛國，因他們是非洲新興民族國家創建同一過程下的現象。
但對Ngugi wa Thiong'來說，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媒介，而且是使靈魂著迷並囚禁它的最重要工具。也就是說，語言給了我們世界觀，因為語言作為文化的承載者，它是一個 民族歷史經驗的集體記憶，而英語（外來殖民語言）卻將我們帶離自我而趨向其他自我，離開我們的世界進入其他世界。他抨擊許多以殖民語言活躍於世界舞台的非 洲本土作家，指出他們出身於小布爾喬亞，猶疑於工農階級與歐洲的都會階級，最後創造出錯誤荒謬的「說著英文的非洲工農階級」，明顯是對歷史過程與真實的否 定。
Ngugi wa Thiong'所指的是語言與文化的疏離，以及與土地、社區、日常生活的背離。他站在Obi Wali這邊，贊揚他勇敢地挑戰殖民語言，並企求以非洲語言書寫的非洲文學。Obi Wali認為，非洲文學必須用非洲語言書寫，以西方語言創作將是毫無生機的死路一條。但Chinua Achebe對此提出質疑，他不但不認為用西方語言創作缺乏生機，反而看到源自於非洲的新聲音，這種新聲音即是用世界通行的語言書寫非洲經驗。他認為學英 語的非洲人可以揮灑自如於文學創作上，因此，非洲作家應該致力將普遍化的英文重塑成為可以承載非洲特殊經驗的新生語言，並尋找足以描寫特殊經驗的新敘述。
Chinua Achebe當然知道一個人拋棄母語而就其他語言，容易成為可怕的背叛或產生罪惡感，但對他來說沒有其他的選擇了。他認為英語可以承載非洲經驗的重量，只是必須是一個新的英語，雖仍共享著古老的形式，但卻也調整改變以符合新的非洲情境。這樣的作法勢必要以非洲語言來豐富英語，而這也是Ngugi wa Thiong掗所質問的：為什麼我們要用母語來豐富其他的語言，而不致力於豐富自己的語言？對Ngugi wa Thiong掗而言，一個政治家說非洲不能沒有殖民主義，和一個作家說非洲不能沒有歐洲語言並沒有什麼不同。他除了抨擊殖民語言粗暴的語言殖民方式之外， 主要亦指出外來語言與整個文化情境的疏離，甚至背離。他覺得根植於文化的語言與文學仍存在於鄉民社會中，存在於日常言說、諺語、故事、詩歌之中，而這些都 是與非洲語言共生的，不可能以英語來呈現或轉譯。也就是說，以英語從事的創作已經是另外一回事了。
語言與文化或概念體系的關係，在許多的文獻上已著墨甚多。就算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可溝通也必須基於理解之上，而理解也並非只是文字的定義問題而已。理解必須基於經驗的場域，也就是生存或文化 的環境。人類的概念並非完全和事物內在本質相符，而是基於互動所發展出來的概念特性，因而在本質上都是隱喻的，且在各文化之間有著多樣的變異。不同概念體 系中的人們所看見的世界是極為不同的，這些不同包括眼中世界的形貌以及各種的評判標準。因此，只有奠基於對文化情境的理解，意義與真實才得以顯現。這是為 什麼Ngugi wa Thiong'會說「語言賦予了我們世界觀」，因為不同的語言是由相當不同的分類體系、概念體系所構成的整個文化形貌，並非單純的字詞的定義而已。就拿最 浮面的親屬稱謂來說，英文就難以表達其他文化中複雜的親屬體系，更遑論其他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或隱喻（metaphors）了。
＊美帝的文化拜物神教
薩依德（Edward Said）對殖民語言有著類似的批判。他認為一般非歐美國家的學生總將英文視為技術性語言，而去除它在表意與美學上的特性，同時也去除所有批判或自我意識 的面向。他認為語言的讀與寫從來就不是中立的活動，其中有利益、權力、情感、滿足等等，而且媒體、政治經濟、大眾制度也都是文學共謀的一部份。他同時指出 在非歐美國家大學的奇怪現象，即老師所教的理論知識與社會脈絡完全脫節。理論的教學似乎只是要學生相信自己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等等，而與所 處的文化情境缺乏連結。這可說是伴隨強勢語言而來的文化工業的入侵。
薩依德比較關注的是語言中的分類概念所形成的文化霸權，如訴諸「恐怖主義」或「基本教義派」等分類以分析國際政治權力的衝突。他認為此種恐怖意象缺乏細微區分其內容與定義，只是訴諸道德二分，將之化約為兩邊並加以動員。而 且所謂文學形貌的潛在指導原則，其實並非攸關文學本身的詮釋探索的過程、同理心或文學直觀等等，而是更粗劣與工具性的政治意圖，他們的目標在於動員同類， 削除異端，激勵幾近盲目的愛國主義。對「恐怖主義」、「基本教義派」意象的恐懼感同時強化了個人屈從當時的主流規範。有鑒於此，薩依德強烈地批判美國幾近 神性的愛國主義。
這種幾近神性的愛國主義表現在電影工業上至為明顯。如『空軍一號』即是典型的美國精神代表：卡斯楚、格達費、沙丹胡笙等和美國為敵的陣營，及其所領導的「恐怖主義份子」與「基本教義派」都是邪魔的化身，而美國（以總統為代表）是地球的「科學小飛俠」與「無敵鐵金剛」，打擊惡魔黨、邪魔怪獸以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正義。這是種幾近童話的意識型態，在美國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無怪乎奧立佛史東的電影『JFK』提出謀殺甘乃迪是反對中止越戰者的陰謀，會受到媒體、歷史學家、政治人物的強烈攻擊。因為它挑戰了美國的集體價值，這些『JFK』的抨擊者拒斥陰謀會在美國發生，因為美國代表的是一個新的、更美好的、更純真的世界，童話終究成為了巫術般的咒語。於是，這樣的愛國主義掀起了所謂的邊境戰爭（border wars），也就是非洲化非洲人、東非化東方人、西方化西方人、美國化美國人等等，彼此的劃分鮮明而對立，「順我則生，逆我則亡」。
薩依德認為這種拜物式的魔咒不只在政治上，教育、文化研究、文學都是從不同規範中被組織起來的，也都是幾近是拜物的表現。而且，將非歐美的文學視為自主與美學 上獨立的研究乃是一種錯誤，因為他們必受殖民的影響。文學經驗的形貌是重疊與互賴的，儘管國族的疆界仍在，但歷史地理上已被一種新的繪圖方式所形構，新而 不穩定，新形式的連結。在此，流亡成為了一種典範，一個跨越疆界的經驗並以藐視傳統經典的方式繪製新的領域。
＊知識份子的漂離失所（diaspora）與流亡（exile）
「流亡成為一種典範，一個跨越疆界的經驗並以藐視傳統經典的方式繪製新的領域。」這句話，在薩依德所著《知識份子論》有更深入的探討。流亡，對薩依德來說既是 一個真實的情境，也是個隱喻的情境。這些人是社會的諤諤之人（nay-sayers），他們與社會不合，因此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圈外人 （outsiders）和流亡者。而且，他們不僅將忿憤不樂作為思考方式，也將之視為一種暫時性的安身立命方式。
然而，流亡有時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樣的視野對事物充滿驚奇、任何事情都不視為理所當然、學習處置讓大多數人迷惑或恐懼的不安穩狀態。因而，知識 份子必須如同遭遇海難的人，學著如何與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魯賓遜（Robinson Crusoe）那樣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島當成目標，而像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那樣一直懷有驚奇感，一直是個旅行者、過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略奪者。
因為流亡者同時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 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就知識上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因而 使得兩者有時以新穎、不可測的方式出現。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流離失所意味著從尋常生涯中解放出來，也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份子的所作所為必 須是自創的，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他們所秉持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
薩伊德在這方面的論述。許多學者在不同領域提出相似的概念。佛學中也有類似的概念，如《金剛經》所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和薩伊德所引阿多諾所寫的思想片剪：「居住在當今是不可能的。」「房屋已經過去了。…面對這一切時，最好的行為模式似乎依然是未定的、虛懸的一種。」兩者似乎有著類似的相契，雖然所指涉的領域不同， 但背後的理念對我而言卻是相通的。
＊專業的學術藩籬
薩依德也指出美國極端專家化的現象：只有印度專家可以談論印度，非洲專家可以談論非洲。他在《知識份子論》一書中說得更明白：在知識界的這種氛圍之下，要成為所謂的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限制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專長到頭來幾乎和知識不相干。薩依德書中提到杭士基說過的一個故事：身為語言學家的杭士基應數學家之邀去談論他的理論，對他的專業經常有人表示尊敬及興趣，儘管他對於數學的行話相當無知；但當他試著從反對立場去呈現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一些公認的外交政策專家卻嘗試阻止他發言，理由是他並非合格的外交政策專家。對於他的論點幾乎連爭辯都不爭辯，只說他處於可 接受的辯論或共識之外。這種現象在國內或我們日常經驗也迭有所見，即在資格與位置上予以否決，而對論點視而不見，不管在政治或學術上，這都是一種相當粗暴的權力作用。
這種資格審查（另一方面是專業術語）即是學術邊境上高聳而帶刺的藩籬，或領土疆界上的駐軍。這些所謂專業人員，在薩依德的眼 裡，意指把自己身為知識份子的工作當成為稻梁謀，朝九晚五，一眼盯著時鐘，一眼留意什麼才是適當、專業的行徑。他們不破壞團體，不逾越公認的典範或限制， 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以及「客觀的」。
其實，在知識領域中，人們總是不斷地在其中分門別類，各據一方，進而在同一領域中分學派，分勢力範圍，並相互為敵。為了減少競爭並且建立一個特別的小部門的壟斷，人們總是不斷地設法使自己區別於與他們接近的競爭對手。這些專家們充分利用了 那些能力與會員資格的標準，因此，存在於一個特定的領域，就意味著存在於差異性中，也同時意味著必須維護這些差異性。這其實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迫不及待地瓜分專業，是為了便成為小溪中的大魚而不做大溪中的小魚。這種過度的專業化使得任何普遍性的研究形式都被排擠出去：人們似乎已經忘了，直到萊布尼茲，甚至到彭加勒（Poincare），偉大的科學家都同時是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
薩依德於是提出「業餘」的概念以相抗衡。所謂的業餘性 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於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線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 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業餘，就其字面而言，這類行為的動力來自關切與喜愛，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業化。身為業餘者的知識份子精神，可以改變我們大多數人所經歷的僅僅為專業的例行作法，而使其活潑、激進得多；並且不再做被認為事該做的事，而是能問為什麼做這些事，誰從中獲利，以及這些事如何能激發 出原創性的思想。
＊殖民與文學
薩伊德對知識份子的立場與位置的論述頗具洞見，但是他與國內許多文化批評學者對文學作品的解讀方式，卻潛藏著某些混淆與謬誤（至少我認為如此）。這種混淆其實是未能分辨小說的文本與小說的寓意或指涉之間的不同。小說表面上所呈現的內容 並不必然是它的指涉，小說有其諷刺性、反諷性、隱喻性以及多義性等等，其「所指」通常並不在文本裡頭，而在於它的未說與朦朧之處。也就是說，小說家挽弓伸 臂，一箭射出，批評家如果忙著在箭矢落地之處畫上一個靶位，然後向讀者宣稱：這部小說表達了什麼什麼以及什麼，符合什麼什麼以及什麼，那麼多半將失去標的，因為，為一支落下的箭矢所畫的靶位其實是有無限多的可能性。
小說文本的曖昧與模稜兩可使之難以成為一個確切的箭靶，因而後殖民的評析所該批判的，應是有關文學作品「經典化」背後的政治經濟或社會權力關係以及「官檢」（censorship）制度，而非文本本身。就如同我們要批判的不該是「寓言」本身，而是官方制式的標準寓意或主流詮釋（《伊索寓言》裡所謂：The moral is…）。文學作品的文本不應成為受審的供詞，將它強加某種官方詮釋或道德意義才是我們所要批判的。因此，如果我們以後殖民之眼將文本視為「犯罪証據」般的分析，那可能將錯失目標，並易淪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羅織。
這種對文學作品與寓意的混淆，除了薩伊德對卡謬的小說，以及紀元文對 《魯賓遜飄流記》的解讀之外，最明顯的態度出現在陳光興的「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一文。文章前段是對許多論述文章的批判，但一提到楊照，就開始從其所著小說《往事追憶錄》找尋另外的「証據」，這是明顯地將小說與論述置於同一位置，將小說中的「我」的「話語」視為 「作者」（楊照）的「論述」來加以大肆抨擊。這即是典型的對小說與其寓意的混淆，也是將模糊性的小說視為確切論述的謬誤。陳文在此展現出相當「粗暴」（用陳文裡頭的語言）的羅織，令人嘆為觀止，但似乎失去文章原有的焦點。說到羅織，其實，學術界的筆伐舌戰、你來我往不都是一場場模糊了焦點的羅織大賽嗎！
這有點像前陣子有關「皇民文學」的探討，如果我們將分析重點擺在哪些作家或作品是被皇民化的，或「皇民文學」對社會的影響等方面，那麼基本上還是錯失了標的。在這方面，我贊同作家黃春明的觀點：
台灣是日本殖民最久的地區，日本砍掉了世界上台灣最多的檜木，現在立在日本神社；台灣有二十萬人被迫赴戰場，歷史將會提供機會復習這些傷痕。相較之下，「皇民文學」之於廣泛大眾影響有限，倒是皇民化的影響才可怕。（民87,12,27，中國時報11版）
焦點總應著重在歷史詮釋或政治權力上，而非文學的文本或內容上。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會受當時代環境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受著政治權力（不管是不是殖民）與主流價值等的影響，但文學應該只有好壞的評判，而不應著墨在區分「封建文學」、「男性文學」、「反共文學」、「皇民文學」等等之上，用框框扣著文學的樣貌。這是我初步的淺見，如楊逵在小說「送報伕」中的一段敘述：
「不錯，日本的工人，大多數就像田中君一樣，待人很客氣，沒什麼優越感。日本的工人也反對日本政府壓迫台灣人，糟蹋台灣人。使台灣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權的人，就像騙了你的保證金之後又把你趕出來的那個派報所老板一樣的人。到台灣去的日本 人，多數就是這一類的人。他們不僅對於你們台灣人如此，就是在日本內地，也是叫我們吃苦頭的人呢……」
……
家鄉的鄉長雖然是一個台灣人，我的哥哥也是台灣人，可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他們便依附了他們，做了他們的走狗來欺騙、壓迫鄉人，叫我們吃了如此的苦頭。
外來的壓迫當然必須反抗與批判，但自己族人的壓迫難道不是同一回事嗎？所謂的「殖民」，不過是立基於「國族主義」下的思考與分類。或許，我們可以嘗試跳脫國族主義的殖民觀，重新開啟另一片視野。
1999／1
參考文獻：
Turner, Victor
1974, Drama, Fields, and Metaphors. NY: Cornell Univ.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NY:Combridge Universuty Press.
米蘭‧昆德拉（Kundera, Milan）著，孟湄譯，1993．《小說的藝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1997，《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出版
張大春，1998，《小說稗類》，台北：聯合文學
楊逵，《鵝媽媽出嫁》，民74，再版，台北，前衛